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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突出成就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徐卫兵评估了2017年年中的经济形势,这无疑是促进供应方结构改革有效性的一个关键点。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结晶,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在全面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它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经济新常态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谱写了新的篇章,而且在实践中开创了中国改革发展、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时代。

《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是供应方结构改革深化的一年。你认为自2016年以来取得了哪些积极成果?刘元春:2016年以来,以“三消一减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积极成果。首先,确立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基本理论框架,明确了这一改革的内涵、战略取向、基本理念、核心目标、主要方法和实施路径,为推进改革提供了蓝图。

第二,显然,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供给侧经济学,而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全社会的统一认识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党中央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重点任务等方面进行了科学部署。各级政府和行政单位根据中央的安排,制定了配套的实施计划,避免了过去一些改革流于形式、难以落地、难以突破的局面。

第四,以“三消一减一补”五大任务为出发点,供给侧结构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产能淘汰年度任务提前完成,部分行业供需关系全面改善,行业摆脱了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下降的困境,企业成本上升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成本降低效果明显,企业利润水平明显提高。由于“逐市政策”等战略的实施,房地产存量也达到了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三线、四线城市基本稳定。

第五,通过对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宣传和战略规划的实施,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理念发生了积极变化,经济稳定发展,形成了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共识和合力。

这些阶段性成果的取得,不仅证明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建设和实施方向是正确的,也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进程中有哪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解决它?刘元春:自从把重点放在供应方结构改革上以来,已经有一年半多了。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果,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当然也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应该加强对问题的认识,努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在理论创新方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研究亟待突破。一是如何将新常态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在框架和范式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分对接。然后,在全面规范和完善理论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理论体系。

第二,当前学术界仍然存在或完全否定西方结构改革理论或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倾向。

因此,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正确方向,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结构改革理论的养分,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对新常态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法论、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流行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

这阻碍了社会各界充分、准确、深刻地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

深化理论研究,促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的系统化、系统化和大众化,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在深化实践方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首先,对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认识不够深入,影响了改革的实施效果。

一些实施部门还没有完全理解供应方结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内涵。有些地方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简单化、代表性和运动化的问题,没有因地制宜地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

二是过于依赖行政手段推进改革,难以形成供需自平衡的良性循环机制。

例如,在取消生产能力时,一些煤炭和钢铁企业将生产能力的减少简化为”取消生产能力”,导致许多生产能力有可能复苏。

因此,应该利用更多的市场机制和法律措施来促进供应方的结构改革。

第三,焦点不够突出。

一些改革没有抓住“牛鼻子”,效果也不够明显。

一些地方在产能移除过程中没有加强“僵尸企业”的重组,三线、四线城市的库存移除力度仍然不足,去杠杆化力度太轻。有些地方更注重稳定增长,而不是风险控制等。

这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明确今年下半年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下一步重点是什么?进一步深化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有什么意义?刘元春: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研究和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内涵。下一步应该以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的精神为思想和操作指南,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系列演讲的精神有三大功能。

一是丰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体系。

讲话深入分析了改革要解决的结构失衡问题,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满足需求,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我们必须着力改善供给侧结构,从生产侧入手,提高供给系统的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促进中国经济向更高质量、更高效、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讲话还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减法与加法、供给与需求、拓展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思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四个关系。

同时,很明显,中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结构调整,不是对市场失灵的简单修补,也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渐进式改革,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改革,以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们不仅需要结构调整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需要体制改革和创新来促进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

第二,将供应方结构改革的方法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讲话中提出的“稳中求进”、“推进统筹、重点突破”、“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和存量调整与优化增量有机结合等思想,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法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特别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寻求进步的工作的总基调已经提高到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和经济工作的方法水平。改革方法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因此,2017年供给侧结构改革正在全面稳定、政策稳定、预期稳定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有方向地进行,力争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我们要在坚持宏观政策稳定、产业政策准确、微观政策灵活、改革政策扎实、社会政策均衡的前提下,更好地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结合起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要遵循改革的逻辑,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体系,适时进行各项基础改革。

我们将减少对行政手段的依赖,更多地依靠市场化和法制化推进改革。

我们不仅要把重点放在重要领域、重要任务和重要试点项目上,还要把重点放在重点课题、关键环节和关键节点上,着眼于大局。

例如,振兴实体经济是供应方结构改革的主要任务。供应方结构改革应该为实体经济的振兴提供动力和凝聚力。在产能削减方面,我们应该抓住对付“僵尸企业”的靶心。就去杠杆化而言,降低企业杠杆率是重中之重。在降低成本方面,应努力降低税收、费用和要素成本。在修补短板方面,应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等方面入手。

只有着眼全局,才能实现重大突破和全面改善。

第三,扩大供给方面结构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目前,改革领域已从去年的“三比一、一减一补”扩大到深化“三比一、一减一补”、深化农业供给结构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四大领域。

这标志着改革的范围从工业领域扩大到农业领域,实体经济的振兴,从房地产市场的简单调控扩大到基本制度的建设,从解决突出的表面问题扩大到解决深层次的结构和制度问题。

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三比一,一减一补”的广度和深度。

例如,停产能力应该扩大到产能过剩的其他行业。要消除库存,就要提高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杆化应支持企业市场化、债转股合法化,规范政府借贷行为。为了降低成本,应该降低各种交易成本。短板由硬短板、软短板、开发短板、系统短板等组成。

要把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基础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供给侧结构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拉动作用,在坚实的制度基础上建立供给侧结构改革。

例如,产能的移除必须与企业软约束机制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相联系。为了房地产的健康发展,清仓必须与长效机制建设相结合。去杠杆化必须与金融体系改革相匹配。降低成本必须与改革各种成本形成机制相联系,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减轻宏观税收负担。脱销和短板补货应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推进农业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应与农业和农村改革相结合。

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直接相关的改革,最终确定了国有企业、政府职能、财税、价格体系、农业和农村、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基础性和主导性改革。

今年的第十九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可以预见,继续深化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必将全面推进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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